江城又见江豚归。进入11月，在湖北省武汉市，人们欣喜发现，成群江豚逐浪嬉戏，重现“微笑”。
江豚是长江生态的“晴雨表”。2020年7月，武汉开启全面禁渔，如今，长江武汉段出现20年来最优水质。这离不开禁捕与保护的联动，武汉一方面加强“水、陆、岸、天”一体化监管，一方面成立江豚繁育保种技术研究中心，打造“数字江豚”项目，“数字江豚”化身江城新名片，“游进”《湿地公约》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、中国5G+工业互联网大会。
江豚，是武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。大江大湖大武汉，大城大乡大三农。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相汇，塑造了武汉独特的城乡格局，赋予其别具一格的三农禀赋。进入新时代，武汉立足全国超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，依托江湖资源，以大城市带动大乡村，以大市场带动大产业，努力走出一条都市近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子。
超大城市应有怎样的三农观？
“紧走慢走，一天走不出汉口”，武汉市常住人口1476万。大武汉，“大”在地理空间，“大”在人口体量。
这样一座超大城市，三农应有怎样的分量？
“武汉虽然是超大城市，但70%以上的国土面积在乡村，包養行情210多万常住人口在农村，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就没有武汉整体的现代化。”湖北省委常委、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指出，武汉是粮食主销区，蔬菜等农副产品保供也存在压力，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要树立底线思维，确保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安全。
这样的重农观，给武汉带来了什么？
初冬时节，武汉市场上蔬菜、鱼类琳琅满目，其中不少产自本地。目前，武汉蔬菜和淡水产品自给率分别达到139%和110%。这两个“超100%自给”的实现，离不开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。
从武汉市区驱车约一小时，来到东西湖区东山农场五一大队，只见武汉汇春名优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设施大棚里，小白菜绿油油长势正旺。合作社负责人付祖平告诉记者，作为武汉“菜篮子”生产企业之一，合作社自有基地1000亩，又带动周边5000亩蔬菜种植，不仅满足了地产绿叶菜的消费需求，在疫情封控和极端天气来袭时，也发挥了保障蔬菜供应“不断档”的重要作用。
东西湖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周明介绍，东西湖区围垦建区60多年以来，从荒湖到良田、从国营农场到开发区，是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之一，也是武汉市重要的蔬菜产地，被称为武汉市民的“菜篮子”。
而在新洲区潘塘街道高标准农田项目区，虽然粮食已收完，但踩上去松软厚实的土地，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农业产能底气。“这里过去是有名的‘旱包子’，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后，尽管2022年遇到干旱，水稻还实现亩增产100公斤以上。”潘塘街道负责人陈国峰介绍，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后，这片项目区新增农产品产能53.17万公斤，年新增产值198.57万元，下一步还将与北大荒农服集团合作，通过提高科技含量，让水稻产量再上台阶。
城市规模越大，越要守牢农产品供应这一安全底线，千万人口的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决不能有闪失。武汉市保持粮食产量18亿斤以上，2022年超额完成粮食生产年度任务，实现面积、单产、总产齐增；市财政投入资金2.86亿元，保持周年在园蔬菜68万亩以上、规模猪场206家以上、设施渔业规模40万立方米以上。
大武汉离不开大三农，大武汉需要怎样的大三农？武汉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程用文认为，要在有限地理空间内，加快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化水平，挖掘乡村文化底层力量，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。
武汉樱花，全国闻名，其实这里的乡村花海更为多彩。黄、粉、紫、橙、玫红，江夏区法泗街道八塘村的五彩油菜，每年都吸引万余名游客前来打卡。“江夏不光有油菜花，还有一年四季的各色赏花游。有句话叫‘武汉那么大，周末去江夏’，距市区一两个小时车程的江夏区，已经成为武汉人都市休闲的后花园。”江夏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柳长胜介绍。
生活好了，城市居民更看重绿色、更向往乡愁，百花齐放的乡村，更能体现城市“标配”以外的独特魅力。“今后武汉市民不仅爬黄鹤楼、走城里的绿道，还会更愿意去乡村旅游、走农家的田埂。”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玉珍自豪地说。
超大城市应有怎样的重农观、强农经？对武汉来说，三农不只是责任、是底线，还是城市发展的新优势和新空间；“重中之重”不只是战略原则，更是工作实招。围绕乡村振兴重难点问题，武汉市委牵头开展系列专题调研，组织开展三农工作拉练，每季度聚焦一个主题开一次现场会。2022年，武汉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%，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。
大三农，“大”在哪里？
从经济体量看，武汉农业只占全市经济总量的2.5%，从比重上看并不高。大武汉的大三农，究竟“大”在哪里？
把眼光放远一些，答案或许更清晰。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……武汉所在的中部地区，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和经济腹地，农业人口多，农村面积广。作为中部地区唯一一个副省级城市，武汉也是科教大市、创新型城市，全市有高校92所、科研院所101家、在校大学生130多万人，有着雄厚的科创实力。
立足中部、面向全国，武汉三农之“大”，不在于本身的数量和规模，而在于引领作用之大、创新成效之大。
全球首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、世界第一支试管藕、全国第一个双低油菜品种……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多项“硬核”成果，是华中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农创中心，集聚12位农业院士、16个国字号实验室、800余家农业科技企业。
“创新能力之强不只在科研，更在于转化。”中心负责人陈春明介绍，在这里，院士团队直接参与到企业实体中，育繁推实现“无缝对接”。由此催生的一批龙头企业创新活力迸发，科前生物的猪用生物制品销量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第一，新华扬的饲料酶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市场占有率全亚洲第一，2022年，农创中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40亿元。
当然，科研人员参与企业创办，关键不在于经济效益，更在于把创新成果直接推向产业，送到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。
深绿色菜叶边缘卷曲，叶片皱皱巴巴。“这是我们企业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皱叶菜，维生素C的含量是猕猴桃的2.5倍。”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贺亚菲介绍。这家位于武汉市汉南种业小镇的种企，规模虽不大，却是典型的“小而美”，自主选育的皱叶菜和西兰苔两个当家品种，亩均效益都突破了9000元，不仅在长江流域推广，还在全国多个省份建成示范推广基地30余个。
“汉南区出台专项扶持政策，从2023年到2025年，每年安排不低于2000万元支持种业小镇发展。”武汉市委常委、汉南区委书记刘子清介绍，汉南种业小镇已引进11家种子企业，与浙江大学、华中农大等高校建设5个合作基地，取得各类专利30余项。
位于江夏区的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，其“汉字号”品种也正走出湖北。公司年出栏优质种猪10万头，连续多年在湖北种猪拍卖会中获得冠军。如今，公司又在西藏林芝投资建成厂区。“藏香猪品种好，但体型不易长大，生长速度也慢。我们希望通过品种改良，打造面向市场的藏香猪产品品牌，预计年底前可以投产。”博士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的生产总监樊杰告诉记者。
“古武汉源头，新武汉缩影。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江夏，如今区内有24所高校，全区人口平均年龄仅有34岁。”江夏区委副书记、区长舒贵传说，不只是这一家企业，江夏区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，已成功入围全国创新百强区，今年全区GDP有望超过1200亿元。
武汉科技创新的意义，不仅限于武汉本身。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水生蔬菜种质资源圃，以此为依托，武汉市农科院的水生蔬菜育种全国领先。武汉市农科院党委书记、院长刘前信介绍：“我们选育的鄂莲系列莲藕新品种，全国种植覆盖率达85%以上，近十年累计推广面积4500万亩以上，取得社会经济效益2000亿元以上。”
除了水生蔬菜品种，湖北省种子集团等60余家种企组成的种业联盟，优质品种每年省内外种植5000多万亩；武汉市2022年农作物种子出口达3780吨，创汇1540万美元。
武汉，已成为全国种业规模与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，成为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创新引擎。
营销大武汉，要营销什么？
洪山菜薹“紫干亭亭、黄花灿灿”，蔡甸莲藕“白若玲珑玉、丝缕皆故乡”，汪集鸡汤“味鲜、肉细、香醇”……12月7日，“江城百臻”农产品北京推介会上，江城美食“组团”亮相，与多家北京餐饮企业签约合作。
大武汉，大交通，近代以来，武汉就有“货到汉口活”的美誉。如今，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、长江中游城市群、武鄂黄黄都市圈等多项战略叠加，“汉口活”的格局更为广阔。各自为战、“提篮小卖”的营销方式，已不适用于今天的大武汉。
2022年，武汉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“江城百臻”正式发布，由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、武汉农业集团运营管理。
武汉农业集团董事长李涛介绍，一年多来，不仅编制完成“江城百臻”品牌战略规划、运营指南、形象手册，还全面宣传品牌目录内产品，2023年销量同比增加12.3亿元，其中汪集鸡汤、洪山菜薹、汉南甜玉米销量整体提升20%。
一盒卤鸭脖里有多少学问？周黑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让人大开眼界。原料上，鸭骨大小、鸭肉厚度都有数量指标，花椒专门从甘肃、四川等地选购，要找含油量高、香味浓的；加工上，卤制师傅经过考级测试才能上岗，机械化的双螺旋冷却隧道代替传统摊凉，15分钟就能让滚烫的卤味冷却；包装上，多头秤每分钟包装称重64盒，3层盖膜和11层底膜组成的气调包装，密封性强又易撕开。
“复杂的后台，简单的前台。”对周黑鸭的标准化生产方式，公司董事长助理周坤这样总结。从路边摊到上市公司，周黑鸭目前在全国建有5间工厂，可实现全国80%的门店24小时到货，一天的配送物流距离就能绕赤道一周。
周黑鸭正是“江城百臻”品牌目录中的一员。目前，“江城百臻”品牌目录已纳入81家企业、84个品类、100余种农特产品，都市农业品牌的市场话语权日渐增强。
营销大武汉，需要依托大产业大企业。近年来，武汉不仅培育农业龙头企业、上市企业、产业化联合体、都市田园综合体等一批产业“新雁阵”，还按照“缺什么引什么”的原则，专赴粤港澳大湾区招大引强、招新引特，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755家，每年农产品加工产值2985亿元，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。
武汉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吴朝安介绍，为更好推广“武汉味”，市里专门设计了一本《江城百臻菜谱图册》，有了这本图册，既可以“按图索骥”吃遍江城美食，还能对武汉的三农故事和乡土文化有所了解。
这直观展示了大武汉、大三农的营销理念。营销大武汉，既是营销农业农品，更是营销大武汉的乡野风貌、乡村文化、乡土魅力。
江夏的湖乡文化，蔡甸的知音文化，新洲的问津文化，黄陂的木兰文化……武汉全市6个涉农重点区，一个区有一张文化名片，围绕文化名片，乡村潜力被发掘出来，乡村产业发展实现“从无到有”，培育了木兰花乡、花博汇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乡村休闲游品牌。
距武汉市中心42公里的木兰草原，借力黄陂木兰文化，在荒坡上造出一个AAA包養AA级景区，种草绿化，开发露营、烧烤、骑马等旅游项目，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，成为武汉第二大热门景区。而位于蔡甸区大集街道天星村的花博汇景区，在保留原汁原味田园风光的基础上美化环境，让荒地变花田、沟渠变湿地，不仅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热门“打卡地”，还吸引多场音乐节、路跑活动等在此举行，景区吸纳10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，年人均增收3万余元。2022年，武汉市乡村休闲旅游接待人数5368万人次，综合收入达161亿元。
“天生江湖气魄，自在人间烟火。”大武汉的农业农村，正生动展现着一座城市的江湖气魄和人间烟火。
怎样把大城市的“虹吸”变成发展的大“辐射”？
直行、转弯，看“00后”农机手陶哲操作智能无人拖拉机的熟练程度，真想不到他大学专业是电子商务，干农机属于“半路出家”。
2021年，陶哲从长江职业学院毕业，加入武汉永旺智慧农场，转行的勇气来自产业的变革：“智能农机让种地更轻松了。就拿播种来说，以前两个人干一天，才能种30亩地，现在我一个人拿着遥控器，8分钟就能搞定。”
不只是陶哲，永旺智慧农场负责人胡丹是一位返乡创业的“80后”。在她看来，正是因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智能化发展，才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。
从城市对乡村人才“虹吸”，到乡村成为留住人才的引力源。逆转的秘诀何在？武汉市副市长张忠军告诉记者，主要在于统筹考虑“产、城、人”，处理好农业与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农村与城市、农民与市民的关系。
处理好农业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，武汉着力打造“现代种业、菜篮子、农科创、农业+”四大优势产业链，2022年四大产业链产值超4200亿元，强势助力经济重振。
山水相映，村居错落，凤尾湖风景秀美。走进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，悠然野趣让人不由放慢脚步。
“毛家冲村传统农业薄弱，曾是省级重点贫困村。”武汉市委组织部干部严立新告诉记者，从2015年起，市委组织部持续对口帮扶毛家冲村，他已经是第五任驻村工作队队长。工作队不仅为村里引资1000多万元建设环湖公路，还引导村民发展乡村休闲游，打造“点溪园红糖小镇”，每年带动村民务工增收近400万元。2020年，毛家冲村驻村工作队被授予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”称号。
武汉市委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立足特色资源，全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、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实现了“生态宜居村庄美、产业致富生活美、文明乡村和谐美”蝶变。
处理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，武汉稳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，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城乡融合发展。
破解城乡势能差带来的单向“虹吸”，不能光靠市场调节，还需要一个好的乡村发展带头人。蔡甸区奓山街道星光村的发展就是生动例证。
从村集体账面资金不足5000元、负债2000多万元的“问题村”，到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1.1亿元的“全国文明村”，星光村的发展源于强有力的村“两委”。村党支部书记左少平2007年返乡以来，带领村民抓住契机，发挥村庄靠集镇、靠国道、靠开发区优势，建成星光工业园、农业园、商贸园等，引进63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，实现了村庄逆袭。目前，星光村“两委”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5岁，全部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凭。
不仅如此，为了让村民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，星光村“两委”还设计推行积分考评，制定村民参与村庄事务、文明状况、环境卫生等30多项评分标准，按积分进行奖惩和发放惠民补贴。如今，全村风貌焕然一新，涌现出捐献价值5000万元包養網企业的党员廖蔚详、为妻子临终一句承诺赡养岳母43年的陈昌炎等一大批“星光好人”。
发展起来的星光村还在发挥更大作用。蔡甸区委书记、区长余从斌介绍，星光村联合周边4个欠发达村，成立星光片区联合党委，组织联建、队伍联系、活动联谊、经济联动，带动4个村实现村集体收入逾500万元。
处理好农民与市民的关系，武汉推动更多农民进城、市民下乡，盘活闲置资源，激发乡村活力。
白天田园如画，夜晚灯市璀璨。木兰不夜城位于黄陂区杜堂村，主打乡村夜游经济。今年以来，景区已接待游客230余万人次，综合收入超过此前7年的总收入。
然而曾几何时，杜堂村还是一个土地贫瘠的“空心村”，全村113户人，只有10户留在本村。2016年，经营建筑劳务公司的葛天才返乡创业，流转1800亩荒坡荒地种植苗木花卉。2017年，武汉市实施“三乡工程”，杜堂村也成立了旅游专业合作社，将村民闲置房屋改造为民宿、文创项目等，吸引下乡市民经营，村民按股分红。
“清风拂面，泥土芬芳，这样一栋回归自然的民宿，圆了我的乡村梦。”朱月萍在武汉市经营酒店餐饮20多年，而杜堂村的民宿对她有着特殊意义。包括朱月萍在内，目前杜堂村已吸引60多名市民、50多个小微经营户投资入驻，农民、市民、企业和村集体实现多方共赢。
从“虹吸”到“外溢”，广大农民依城发展、靠城致富。武汉市委副书记李义龙介绍，2022年，武汉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9304元，增长7.7%，增幅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位。
武汉大三农，有何大启示？
当前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5%，城镇化进入后半程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，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。在这方面，大城市近郊乡村介于城和乡之间，有条件率先作出探索。而武汉不仅是超大城市，还身处中部地区大农业大农村之中，其三农发展更有典型意义，更能给人以启示。
以三农确定性增强超大城市韧性。与城市工包養行情业相比，农产品生产不算多么“高大上”，“亩均效益”也不高，但每人每天都缺不了。城市规模越大，食物供应保障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，越有必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，把都市农业的确定性做足。正是因此，武汉这样一个城镇化率接近85%的超大城市，依然实现了蔬菜和淡水产品自给率“超100%”。
以系统观念构建城乡优势互补。随着城镇化率增速趋稳和乡村振兴全面推进，城乡之间正在成为全域互动的命运共同体，城乡的要素双向流动、产业深度融合、生活休戚相关日益成为新趋势。立足新形势，武汉坚持城乡一盘棋，既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又在三农发展中培育新的城市增长极，提供了城乡优势互补的新思路新实践。
以人为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。无论是发展现代都市农业，还是建设近郊乡村，武汉都注重发挥人的力量、人的创造性，始终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出发，决定资金资源要素的投入使用方向，可以说是领悟了“千万工程”的精髓。城乡融合发展当然需要资源要素倾斜，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，但资金资源投向哪里、怎样投出效果，应始终将“以人为本”作为首要原则。
以创新求变实现量级增长。大城市近郊农业农村发展，一方面耕地资源趋紧、农业资源禀赋不足、农业劳动力缺乏，另一方面又紧邻城市巨大消费市场、乡愁需求和科教资源，这就对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也要求其创新不只是解决好自身三农问题，还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。对武汉来说，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更为重要、更为迫切，在这方面还有待进行更多探索。
滚滚长江千帆竞，江湖翻浪英雄城。承东启西，连南接北，大武汉的大三农已迈上由大向强的新征程。“敢为人先”的江城新故事，令人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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